放假

　　 10萬餘人主動上交“紅包”及購物卡、涉及金額5.2億元，查處2550人，涉及金額2.5億元。日前，在持續一年多、正進入收尾階段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，一張中央首次曬出的“紅包”整治清單引發關註。
　　 現狀：
　　 領“紅包”辦事成“明規則”
　　 梳理這份成績單，從被通報的部門來看，金融、醫療、能源等監管部門，以及部分地方領導班子人員頻頻涉事，“實權”部門及“實權”崗位成為“紅包”腐敗的高發區。
　　 從金額看，各地平均上交的“紅包”從幾百元到數萬元不等：在浙江省，7000餘人上交“紅包”3300萬元，人均近5000元；天津市披露的數據表明，370人上交10萬餘元“紅包”，人均不到300元。
　　 “沒有權力的人不會收到紅包，‘紅包’首先是對權力的靠近和腐蝕。”中央黨校研究室教授辛鳴認為，長期以來，這種官場潛規則一度登堂入室，領“紅包”辦事成了“明規則”。
　　 《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》明確規定：禁止利用職權和職務上的影響謀取不正當利益，不准“在公務活動中接受禮金和各種有價證券、支付憑證”。據瞭解，這一規定就包含各類現金“紅包”以及銀行卡、購物券等，以及各種充值會員卡、可支付現金卡。
　　 中國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高波說，為便於實際操作，近年來各地紀檢部門還普遍有規定，收取的禮金應當在一定時間內上繳，納入財政或廉政基金，否則將構成違規收送“紅包”，領導幹部、公職人員要被“先免職再處理。”
　　 中央黨校黨建部教授蔡志強說，“紅包”和購物卡一直被視為灰色收入，處於腐敗與人情的“曖昧”地帶。這是一種範圍很廣，影響惡劣的腐敗行為。有專家稱，這張清單意義深遠，意味著年初中紀委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反腐新路徑——將治理收送“紅包”禮金作為重點，已經落實並取得初步成效。
　　 一些主動上交“紅包”禮金的幹部說，“現在看來，過去那些被當作‘人情’的小錢，以後都會跟腐敗掛上鉤，不敢再隨便收了。”
　　 追問：
　　 “紅包”都是用來乾什麼的？
　　 據悉，被通報的案例可歸納為以下幾種類型：
　　 ——“保護費型”。比如，廣東省鶴山市委一常委曾“帶隊”拿“紅包”。2013年初，鶴山市委常委梁某帶領鶴山市政府辦公室主任盧某等12名市直機關單位幹部，接受某房地產開發商的宴請，並各收受該房地產開發商贈送的1萬元“紅包”。
　　 ——“蛀蟲型”。上海市紀委通報，2010年7月至2013年12月間，在長達三年多的時間內，浦東新區金融服務局以“會務費”等名義虛列支出，實際將公款用於購買購物卡和接待等，嚴重違反財經紀律。
　　 ——“藉機斂財型”。天津市紀委通報，其下屬郊縣幹部楊某借女兒結婚之機，收受同事、朋友禮金8.9萬元。被紀檢部門勒令一一退還。
　　 據瞭解，除了上述通報的案例，事實上，近來，在反腐高壓下，“紅包”新伎倆層出不窮。“包括‘微信紅包’在內，一些新的腐敗載體隱蔽性更強，已經成為紀檢部門打擊的新焦點。”高波說。
　　 多位受訪專家表示，治理“紅包腐敗”是反腐工作更見微知著、以小見大的具體體現。在抓“小問題”做“大文章”的新共識下，各地紀委紛紛出台了更加細緻並具有可操作性的規定。廣東省紀委就發文進一步明確了收送“紅包”違規情形：一是用公款贈送“紅包”；二是收受管理或服務對象的“紅包”；三是授意或委托特定關係人收送；四是多次收送“紅包”。對於這四種情形，一律將對當事人先免職再作處理。
　　 問題：
　　 僅5地曬出上交“紅包”金額
　　 整治活動取得了巨大成績，同時也暴露出了各地情況的差異和一些不足。記者在目前公開的30多個省區市教育實踐活動成績單中看到，僅有5個地方曬出了上交“紅包”的金額，其餘地方只是曬出了上交人數，違規細節鮮有提及。
　　 蔡志強認為，仍有一些部門在公開“紅包”數量和人數上有所遮掩、避重就輕。從黨務公開的角度，黨員應該及時向組織公開，組織應該向社會公開，保證作風建設有效性，向社會公開之後，還會形成一定約束。“落實制度和政策要不打折扣。”他說。
　　 此外，不少專家認為，將收受“紅包”入刑也是解決問題的途徑之一。“收‘紅包’就是受賄，送‘紅包’就是行賄，尤其是一些企事業單位，更加應該明確。”任建明說。他建議，將公職人員收受禮金進一步納入法律法規的監管範疇。“要從根本上遏制‘辦事就要給人好處’的風氣，讓權力真正得到監督，改變部門、崗位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。”任建明說。（據新華社北京10月9日電）　　（原標題：10萬幹部5.2億元“紅包”從何而來？）